《西藏生死书》说:我们是一个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。
在中国人的日常里,“死”是一个很忌讳的词。
往往大限已至时,多数人才不得不直面思考死亡。
相比之下,西方社会对死亡的观念比较直面,
这来自宗教的特殊的神圣感,与此带来的救赎力。
基督教、犹太教、伊斯兰教等主要西方宗教都认为:
死亡并非生命的完结,人死后到世界末日即会复活,复活即永生。
国人“重生忌死”的观念,
是从孔子“未知生,焉知死”的理念中演变而来。
孔子没有回避死亡问题,
但基于他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的入世哲学,
引导了世人,把生命的重心放在如何生上。
相比于西方宗教对生死的完整描述,
我们的文明里对死亡的描述过于笼统,
以至于世人对未经描述的死亡的未知感异常恐惧。
于是,国人相比之下不愿谈论死亡,
孔子说:
“死之息也”,
“死后,仁者得以休息,不仁者得以灭亡。”
于是人们对死亡将带走一生孜孜所得的世俗世界极度不舍,
所以,以拒绝谈论死亡,来回避对失去的恐惧。
也正是这种世人“对死亡、对失去”的集体模糊/失语,
使得人们无意识更加用物质渴求来对抗对失去恐惧,
也使得刚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,
在对生活的追求上总觉得少了点个性和永恒性,
更使得一些达到物质顶峰的人忽然失去了方向。
可是,不敢面对/不愿面对的结果是什么呢?
一组数据是这样的:国外在面对弥留病人继续抢救的比例是5%,家属要求继续抢救的比例是30%,最终是尊重病人意志。于是,我们很少在医院看到急救室里切喉插管的弥留病人。
而中国数据是30%的病人要求继续抢救,(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亲人,最终的抢救成了一场生命质量的劫难),病人家属几乎70%不敢说不抢救,而最终医院执行的是家属的意志。
于是,在中国的医院的急救室里,我们看到弥留中的病人与陪护的家人不同的煎熬,病人用仪器药物支撑着肉体与死亡抗争苦不堪言,家人为了对世人的交代精疲力竭。
听重症监护室的医生说,焦灼无奈的病人家属,当被族长劝告:“你们对老人的照顾孝心都已经尽了,如今已没有回天之力,再抢救下去病人受罪,家人受累,听医生的吧...”时,家属多会失声痛哭,是被理解的感动,也是被赦免的解脱。百感交集。
其实,讨论死亡就是讨论该如何活着,
两千年前,孔子给我们的生死教导如果是:
“未知死,焉知生?”
国人对生死的的态度会怎样呢?
只有越早的直面死亡,讨论失去,
我们才能越早与失去的恐惧和解,越早与死亡和解。
有了这份和解,我们会从执着于不愿失去,
执着于完美永恒的焦虑中走出,
以终将逝去的敬畏从容,
把有限的人生,
倾其所能的活的有趣、有料;
以向死而生的平和勇气,
去做让自我满足并不懊悔的事情。
那么,我们将生命的重心放在哪里会减少对死亡的恐惧呢?
黄磊曾在一个节目中说:
“我做自己喜欢的事,不是为了家人,是可以让我不怕死”
的确,当心理学家与生死线上走过一回的人们面谈,
他们都表达:在临死前给予他们巨大安慰的是:
家人的爱,
往日对孩子的教导和陪伴,
自己的一生所为对社会他人的价值;
自己一生里做过的那些自己喜爱的事!
但正如史铁生所说:死亡是一个必将到来的盛大节日。
它终将到来,我们无从躲避。
讨论死亡,
就是讨论自己有生之年的热情和欲望所在。
就是给了“生”真正的自由。
清明又至,
逝去的先人们,
在用“死亡”给生者讲,
“怎样活着”这件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