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西藏生死书》说：我们是一个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。
在中国人的日常里，“死”是一个很忌讳的词。
往往大限已至时，多数人才不得不直面思考死亡。


相比之下，西方社会对死亡的观念比较直面，
这来自宗教的特殊的神圣感，与此带来的救赎力。
基督教、犹太教、伊斯兰教等主要西方宗教都认为：
死亡并非生命的完结，人死后到世界末日即会复活，复活即永生。


国人“重生忌死”的观念，
是从孔子“未知生，焉知死”的理念中演变而来。
孔子没有回避死亡问题，
但基于他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的入世哲学，
引导了世人，把生命的重心放在如何生上。


相比于西方宗教对生死的完整描述，
我们的文明里对死亡的描述过于笼统，
以至于世人对未经描述的死亡的未知感异常恐惧。


于是，国人相比之下不愿谈论死亡，
孔子说：“死之息也”，
“死后，仁者得以休息，不仁者得以灭亡。”
于是人们对死亡将带走一生孜孜所得的世俗世界极度不舍，
所以，以拒绝谈论死亡，来回避对失去的恐惧。


也正是这种世人“对死亡、对失去”的集体模糊/失语，
使得人们无意识更加用物质渴求来对抗对失去恐惧，
也使得刚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，
在对生活的追求上总觉得少了点个性和永恒性，
更使得一些达到物质顶峰的人忽然失去了方向。


可是，不敢面对/不愿面对的结果是什么呢？
一组数据是这样的：国外在面对弥留病人继续抢救的比例是5%，家属要求继续抢救的比例是30%，最终是尊重病人意志。于是，我们很少在医院看到急救室里切喉插管的弥留病人。
而中国数据是30%的病人要求继续抢救，（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亲人，最终的抢救成了一场生命质量的劫难），病人家属几乎70%不敢说不抢救，而最终医院执行的是家属的意志。


于是，在中国的医院的急救室里，我们看到弥留中的病人与陪护的家人不同的煎熬，病人用仪器药物支撑着肉体与死亡抗争苦不堪言，家人为了对世人的交代精疲力竭。


听重症监护室的医生说，焦灼无奈的病人家属，当被族长劝告：“你们对老人的照顾孝心都已经尽了，如今已没有回天之力，再抢救下去病人受罪，家人受累，听医生的吧...”时，家属多会失声痛哭，是被理解的感动，也是被赦免的解脱。百感交集。







其实，讨论死亡就是讨论该如何活着，
两千年前，孔子给我们的生死教导如果是：
“未知死，焉知生？”
国人对生死的的态度会怎样呢？


只有越早的直面死亡，讨论失去，
我们才能越早与失去的恐惧和解，越早与死亡和解。
有了这份和解，我们会从执着于不愿失去，
执着于完美永恒的焦虑中走出，
以终将逝去的敬畏从容，
把有限的人生，
倾其所能的活的有趣、有料；
以向死而生的平和勇气，
去做让自我满足并不懊悔的事情。


那么，我们将生命的重心放在哪里会减少对死亡的恐惧呢？


黄磊曾在一个节目中说：
“我做自己喜欢的事，不是为了家人，是可以让我不怕死”


的确，当心理学家与生死线上走过一回的人们面谈，
他们都表达：在临死前给予他们巨大安慰的是：
家人的爱，
往日对孩子的教导和陪伴，
自己的一生所为对社会他人的价值；
自己一生里做过的那些自己喜爱的事！


但正如史铁生所说：死亡是一个必将到来的盛大节日。
它终将到来，我们无从躲避。
讨论死亡，
就是讨论自己有生之年的热情和欲望所在。
就是给了“生”真正的自由。


清明又至，
逝去的先人们，
在用“死亡”给生者讲，
“怎样活着”这件事。